前面我们说过，初学篆刻，一定要认真学习吾丘衍的《三十五举》（有朋友有异议，但我们坚持这样认为，不仅是“取法乎上”，还有“开卷有益”），于是我们打算把《三十五举》中有关篆刻的内容掰开揉碎地细细说一下。

（吾丘衍像）

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说《三十五举》中的第十九举，其原文如下：

十九举曰：汉、魏印章，皆用白文，大不过寸许，朝爵印文皆铸，盖择日封拜，可缓者也。军中印文多凿，盖急于行令，不可缓者也。古无押字，以印章为官职信令，故如此耳。自唐用朱文，古法渐废，至宋南渡，绝无知者，故后宋印文，皆大谬。

吾丘衍的很多论断并不完全正确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这里学习有用的东西。比如这一举的开头：

汉、魏印章，皆用白文，大不过寸许。这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汉印，官印多为白文，原因是因为官印多用于来往公函的封泥抑压，白文印封泥之后所呈现的正好是朱文，如图：

（汉印封泥：宜阳令印）

（汉白文印：骑督之印）

但私印里却有大量的朱文印。比如：

（汉私印：杜升印信）

又比如：

（汉私印里的汉朱文印）

私印和官印使用的文字相同，都是缪篆，即后世所说的汉篆，现代印人所创作的汉朱文印多从此类印章取法。

但吾衍的“大不过寸许”有道理，因为存留至今的汉印，尺寸在2.3厘米左右见方（也有稍大或稍小的尺寸，但主流是这样的大小），这正好就是汉一寸的大小。

朝爵印文皆铸，盖择日封拜，可缓者也。军中印文多凿，盖急于行令，不可缓者也。古无押字，以印章为官职信令，故如此耳。这是说的铸印与凿印的差别。这一点，随着出土物的增多，汉印是铸是凿，专家们意见并不统一，但吾丘衍的观点仍是当前的主流观点。他的观点是：朝中官员（主要是文职官员）用印，因为封拜可以择日而行，所以印章制作并不紧急，因此多用铸造的方法，因为有时间去塑模、去镕液浇铸、翻砂拔蜡……但是前线的将军印却不相同。军中职务交接全凭印信，那么，军职的任免，军将的替换往往迫于军情，没有时间铸作印信，只能在铸好的印模上凿刻，因此，将军印多是凿制，也因为凿制急迫，往往笔画草率，章法也不考究，甚至字法也略显凌乱，因此，也被后世称为“急就章”。如图：

（鹰扬将军章）

又比如：

（汉将军印：车骑将军）

又比如汉将军印的印蜕：

（虎威将军章和裨将军章）

依照这个观点，汉印或铸或凿。但后世对此也有争论，较为突出的一种观点是罗振玉先生的观点，他的观点是汉官印多为刀刻。王献唐先生进一步认为汉代白文官私印章皆为刀刻，因为出土的汉代印章中有一些印面没有文字的素面印，视印面情况，又不像被后人磨去的，最大可能是提前铸好的印坯，需要使用时再刻凿文字。最经典的证明是传世的一方汉私印“宋长公”，如图：

（汉私印：宋长公）

依照常规观点，这方印应当属于铸印，印面用田字界格分为四份，却只刻了三字而空出其中一格，无论是从印面美观还是与其他汉印相比较，都似乎没有道理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：这是一方没有刻完的半成品，这是汉私印出于刀刻的有力证明。

自唐用朱文，古法渐废，至宋南渡，绝无知者，故后宋印文，皆大谬。到了唐代，由于造纸术的发展，人们的书信及文字往来，大多不再使用竹、木简，也基本不再需要封泥，而且朱文印在纸张或帛片上往往文字更加清晰，因此，唐以后的印章，多发展为朱文，而且为了使印章更加显眼，印章面积增大。

（唐印）

两个特征：1、印面越变越大，为了醒目，以示隆重（后世所说的“县太爷的大官印”即由此来）；2、因为印面变大，如果以细朱文的文字形式存在，那么印面就会留出大面积的空白，印面就会显得松散不堪，古人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笔画盘屈，以占满这些空地，这就发展成为后来的叠字印或称“九叠印”。如图：

（北宋官印：平定县印）

这是北宋的官印，北宋官印还好，法度仍在，但到了南宋，情况又一大变，如图：

（南宋印）

除了“内府图书之印”（这是皇宫用的印章）外，其它二印基本上已经毫无字法、章法可讲了。这就是吾丘衍所说的至宋南渡，绝无知者，故后宋印文，皆大谬。吾丘衍的观点是复古的，特别是崇汉的，他认为汉印的尺寸，缪篆的字法，都是经典，因此，他不喜欢甚至是完全排斥唐宋朱文印的字法、章法、样式。

后世学习篆刻，对于不同的印章审美样式，要以辩证的眼光对待。汉印是经典的楷模，但唐宋印也不是一无是处，那是后话，以后再说。